一、福州烏龜放生地方

1、近日，南京博物院專家葛曉康先生在南京牛首山一古塔地宮中出土的文物中發(fā)現(xiàn)了鄭和墓的線索，經(jīng)長達15年的破譯，他發(fā)現(xiàn)牛首山弘覺寺舍利塔地宮，就是鄭和真身葬所，而地宮出土的人牙就是鄭和的牙舍利。

2、鄭和墓1959年被發(fā)現(xiàn)，學術界對該墓是否是鄭和真身墓一直眾說紛紜。牛首山的鄭和德塔（現(xiàn)在認為的弘覺寺塔）與鄭和衣冠冢（現(xiàn)在認為的鄭和墓）在一條垂直線上。1956年，弘覺寺舍利塔塔基發(fā)現(xiàn)了地宮，地宮里的文物表明墓主是一位太監(jiān)，出土文物刻有銘文“御用監(jiān)太監(jiān)李福善”。文物考古證明，這位李福善不是別人，正是鄭和。

3、南京市漁政支隊2日發(fā)布消息，南京漁民近日捕獲一條胭脂魚，體長達1米，重達5公斤，是近年長江南京段出現(xiàn)的最大胭脂魚。胭脂魚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生長緩慢。

4、“10月29日，我劃捕蟹船在長江捕魚，收網(wǎng)時感覺漁網(wǎng)劇烈震顫。折騰好大一會兒，才把網(wǎng)拉出水面?！卑l(fā)現(xiàn)胭脂魚王的捕蟹船船主張銀發(fā)介紹，自己常年在南京長江二橋下游三江口水域從事作業(yè)，以前也捕到過胭脂魚，但捕獲這么大只的還是頭一次。“這條胭脂魚全身通紅，足足有半人多高！”

5、南京市漁政處負責人介紹，胭脂魚屬亞口魚科，也是迄今所知的亞口魚科分布于中國唯一的魚種。胭脂魚在長江上、中、下游皆有，但以上游數(shù)量為多，由于捕撈過度等原因，野生狀態(tài)個體數(shù)量逐年下降，長江南京段出現(xiàn)如此大只的胭脂魚，非常罕見。漁政執(zhí)法人員現(xiàn)場對“胭脂魚王”進行初步檢查后，認為魚體沒有絲毫體表傷痕，考慮到魚體巨大，無法安全救助運輸，已就地放歸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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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界宗教文化》2005年第2期

8、“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提起歷史上的南京佛寺，相信每個人都會吟誦起杜牧的這首千古名篇《江南春》。的確，佛教自東漢末年傳人南京，南朝時各朝先后建都于此，由于統(tǒng)治者的提倡，南京佛教盛極一時，成為全國重要的佛教中心，佛寺多達700余所，“南朝四百八十寺”為當時南京佛教、佛寺繁盛的形象說法。南朝以后，南京政治地位下降，佛教時有興盛，斷續(xù)發(fā)展，但已遠不及南朝，佛寺數(shù)量大減。到了明代，南京先后作為首都和留都，政治地位提高，再次成為全國的重要佛教中心，佛寺大量修建，為南朝以后又一高峰。

9、登載明代南京佛寺最多、最詳細者為明人葛寅亮所編著《金陵梵剎志》。葛寅亮，字水鑒，號屺瞻，明浙江錢塘(今杭州市)人。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進士，先后任福建提學參議、湖廣提學副使，尋授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明朝制度，禮部“掌天下禮儀、祭祀、宴饗、貢舉”，祠祭司“分掌諸祀典及天文、國恤、廟諱之事”，“凡天文、地理、醫(yī)藥、卜筮、師巫、音樂、僧道人，并籍領之”(《明史·職官志》)?？梢哉f，南京佛教、佛寺之事正是葛寅亮主管諸務中的一項。其時，南京佛寺中制度渙散，寺田流失，佛寺蕭條，頗不利于佛教的維持和發(fā)展，也影響了封建制度的鞏固。葛寅亮到任后，將具備規(guī)模的佛寺按照“就近”原則，分為大、次大、中、小幾種類型，以大寺統(tǒng)次大寺、中寺，次大寺、中寺統(tǒng)小寺，實行嚴格統(tǒng)屬管理。他清田定租，“先朝之賜田以贍緇流而久奪于豪右者，皆悉力復之”(《蒼霞余草》卷1《憲使屺瞻葛公頌德碑》)，并拘集佃戶確定寺田租額。他主持訂立佛寺各項制度，包括行政管理制度、經(jīng)濟管理制度、教育制度等。為了鞏固和記錄改革成果，他編集《金陵梵剎志》，詳載各佛寺類型、位置、沿革、殿堂、公產(chǎn)、藝文、制度等。因此，《金陵梵剎志》是登載明代南京佛寺最多、最詳細者，其權威性、可信度相當高。

10、那么，《金陵梵剎志》究竟登載了多少佛寺呢?其凡例稱共登載大寺3所、次大寺5所、中寺32所、小寺120所，計160所。但是，根據(jù)我們的統(tǒng)計，該書實際上登載大寺3所、次大寺5所、中寺38所(上、下瓦官寺，原文作一所，實為二所)、小寺130所，計176所。出現(xiàn)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金陵梵剎志》于萬歷后期編集，當時登載160寺；不久，葛寅亮“適請告去”，未能刊行；天啟年間，他任南京尚寶司卿，為《金陵梵剎志》作序刊行，又對登載佛寺稍作增補，但凡例中的相關內(nèi)容未遑修改，以致矛盾?！督鹆觇髣x志》登載的佛寺及其在書中的卷數(shù)，請看附表：

二、湖北放生方法

1、另外，該書卷53在介紹各寺公產(chǎn)時，又補充了有寺田的4所佛寺，即窯墩庵、西墳庵、清溪庵、萬松庵。這樣，《金陵梵剎志》登載佛寺應為180所。

2、《金陵梵剎志》作于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左右，其所登載180所佛寺大體反映了當時南京存在的佛寺情況。另外，該書卷2《欽錄集》洪武二十一年條記載，明初在鳳臺門附近有羅漢寺；洪武二十一年條記載，明初在南關外有百福寺；卷33羅洪先《冬游記節(jié)文》記載，明中期在鳳臺門外祝禧寺附近有萬歲寺。

3、總計，《金陵梵剎志》中有名稱的明代南京佛寺共183所。

4、在其它一些史籍，包括南京的各種方志、野史筆記、明人文集、高僧傳等，以及最近考古發(fā)掘中，我們還發(fā)現(xiàn)了一些明代南京佛寺的名稱，共計24所。明代南京佛寺的總數(shù)，由于資料缺乏，回答這一問題相當困難。但是，我們可從以下兩個方面對它作一估計。其《金陵梵剎志》中記載有萬歷后期南京大、次大、中、小佛寺約180所，另有“最小不入志者百余”(《金陵梵剎志》凡例)，加上其后所建，則至明末南京佛寺起碼應有300所。

5、《金陵梵剎志》所載及其所謂的“最小不入志”的佛寺中不知是否包括那些私創(chuàng)佛寺。眾所周知，明代一直不允許私創(chuàng)佛寺。萬歷十三年(1585年)正月，明神宗先是“詔毀天下私創(chuàng)庵、院”，數(shù)日后又令停止執(zhí)行，“仍禁以后不得私創(chuàng)，犯者重擬”(《明神宗實錄》卷。這樣，就默許了那些私創(chuàng)佛寺的存在，也為私創(chuàng)佛寺的進一步出現(xiàn)提供了條件。如果所謂的“最小不入志”佛寺即是這些私創(chuàng)佛寺，則明代南京佛寺總數(shù)也就是上面所估計的300所左右。

6、所謂的“最小不入志”佛寺也可能不包括那些私創(chuàng)佛寺，因為畢竟它們沒有明確的合法身份。作為南京禮部官員的葛寅亮，在《金陵梵剎志》中也不會提及它們。如果這樣，那么明代南京佛寺數(shù)目還應更多，問題也更復雜。對明代南京的私創(chuàng)尼寺，時人有一些模糊的記載。如，嘉靖年間，南京禮部尚書霍韜拆毀南京尼寺及變相尼寺近140所后，迨其離任，人稱“尼復集，庵復興，更倍往日矣”(《萬歷野獲編》卷27《毀黃姑寺》)。這能給我們一些提示。明代后朗的私創(chuàng)尼寺即使是以同于霍韜所拆毀者計算，也應有150所。私創(chuàng)尼寺有150所，則即使按保守估計，整個的私創(chuàng)佛寺起碼應有300聽。這樣，明代后期南京佛寺總數(shù)應在600所以上。

7、定林寺將于7月21日晚30-00增設特別夜場

8、定林寺將于7月21日晚30-00增設特別夜場

9、大菩文化江蘇訊7月20日至21日，中國百茶宴南京站來到方山定林寺為南京的愛茶人帶來五場高水準的公益茶會，有近百位茶藝師為數(shù)百位嘉賓奉茶。同時也把流傳千年的古老茶器，國家級非遺滎窯砂器藝術展帶到南京，讓南京愛茶人領略砂器之美。

10、南京市江寧區(qū)佛教協(xié)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定林寺方丈心融大和尚，江寧區(qū)佛教協(xié)會名譽理事、牛首山管委會副主任薛洪波，江寧區(qū)佛教協(xié)會駐會金陽，南京大田科技開發(fā)有限公司董事長楊永紅，江蘇省品牌學會國學中心主任毛衛(wèi)華，江蘇澤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高留明等出席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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